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普遍共识。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国，已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要求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巨大压力。同时，现今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产出了许多工业产品和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于生产成本、环境保护、规避法律风险等多方面考虑，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工业产品和原材料，同时也将高耗能和高污染留在了中国，而仅承担少量的减排义务，也就是所谓的“碳泄漏”。
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时也存在着类似的“碳泄漏”问题。为了进一步研究和防范两国之间在进行对外贸易时所发生的“碳泄漏”现象对一方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于“碳泄漏”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隐含碳”的度量及测算方面。
钢铁对于隐含碳的计算，实际上是对物质流计算中物质隐藏流发展，在Wuppertal研究所比较完善的物质流计算框架中早就包含了进口物质隐藏流这一因子。不过由于人类对物质世界认识过程的发展，隐含或者隐藏流这一概念最早是在能源研究中提出的。1974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能源分析工作组的会议之后，产生了对能值的研究，以及进一步对水、污染物等的具体研究。实际上，隐含碳就是国际贸易中所没有考虑到的碳消耗，隐含碳实际上就是碳的转移排放。[1]
在隐含碳的度量方面，学者马述忠、陈颖（2010）[2]基于消费视角，发现中国在2000-2009年间保持贸易碳排放顺差，国外消费者消耗了大量来自中国的隐含碳排放，庞大的出口量使中国承受了更大的减排压力。You和Hewit（2008）[3]则运用投入与产出法分析了中国对英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情况。张为付、杜运苏（2011）[4]则运用投入与产出法采用2000—2009 年连续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失衡度问题。国内外学者在我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问题上也进行了广泛研究，且主要集中于2006 年以后。现有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测算我国对外贸易过程中总的隐含碳排放，另一个则是选择特定贸易伙伴考查我国双边贸易过程中的隐含碳排放。IEA对中国出口隐含碳的评估认为，2004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隐含碳排放出口占国内生产排放总量的34%；若考虑扣除进口的隐含碳排放，中国对外贸易引起的二氧化碳净出口可能为国内排放总量的17%左右[5]。Wang和Waton（2009）[6]对我国2004年出口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Weber et al（2008）[7]提出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很有可能是中国碳排放量增长趋势的主要驱动因素的观点；Shui和Harriss（2006）[8]基于中美双边贸易的视角，研究发现，1997-2003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贸易品中隐含碳排放的增长率高于中国每年碳排放的增长率，而中国约有7-14%的碳排放是由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所导致的。另外国内学者如尹显萍和程茗（2010）[9]、石红莲和张子杰（2011）[10]等也同样对中美双边贸易中的隐含碳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得到相似结论。
